善達網策劃的《公益十年——中國基金會秘書長訪談錄》專題報道，計劃采訪業內知名基金會秘書長，請他們聊聊對中國公益這十年的思考。本期采訪嘉賓為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彭艷妮。

人物簡介：彭艷妮  曾任佳通集團UID公益基金主任，將麻省理工大學的“U型理論”課程成功落地中國。在英國文化協會工作期間，主持設計和實施了“社會企業家技能”項目，將社會企業的概念引入中國并推動了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此前在民政部工作了6年?，F任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

采訪時間：2018年2月6日

采訪地點：南都公益基金會（北京市萬通中心C座15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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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從內心的召喚”

馬廣志：你是中國人民大學企業管理專業畢業的，什么機緣進入民政部工作的？

彭艷妮：1996年我大學畢業，本來是想找一份公司管理方面的工作，但很多公司沒有進京指標，當時我是有留京指標的。就只好考公務員了，恰好民政部當時招人，我就考上了?？梢哉f，這完全是一個意外，進民政部是為了解決戶口問題。

馬廣志：在民政部哪個部門工作？

彭艷妮：不是自己想去哪個部門就能去的，完全靠部里分配。我去的是社會福利司，主要工作領域是社會福利、孤兒和殘疾兒童的保護。

馬廣志：后來這個司好像是跟社會事務司合并了。

彭艷妮：是的。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通過后，民政部精簡了一半人員，社會福利司就跟社會事務司合并了，社會事務司主要負責婚姻、殯葬、流浪兒童等方面的工作。合并后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事務司司長是竇玉沛?，F在聞名公益行業的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當時還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2001年時，我有機會就去英國讀了一年研究生。

馬廣志：什么機會？

彭艷妮：當時英國外交部和聯邦事務部 (FCO) 出資設立了一個志奮領獎學金（Chevening Scholarship），獎學金很豐厚，也是英國政府最具代表性的旗艦獎學金項目。經過民政部篩選后，又通過英國大使館的面試，我拿到了這個獎學金，后來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取得“發展中國家的社會政策與發展”專業碩士學位。2002年回來后我就辭職了。

馬廣志：為什么？在民政部工作可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機會。 

彭艷妮：感覺在機關工作思想還是受束縛，我更喜歡自由一些的工作。

馬廣志：放棄民政部工作，甘心重新定位自己，這很難得。

彭艷妮：其實沒什么，我還是愿意從事跟我學習背景相關的工作。在家待了大概半年左右，2003年8月我就去了英國文化協會（BC）工作，主要負責公民社會領域的項目和社會創新項目、社會企業項目，在那里工作了8年多。

馬廣志：這期間，你主持設計和實施了“社會企業家技能”項目?，F在，“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已是如火如荼了。

彭艷妮：我去之前，BC有很多項目，包括跟民政部合作民非年檢制度改革項目、和商玉生老師的恩玖合作NGO培訓項目等，但這些項目規模都不大，影響力也小。2006年，BC進行項目管理改革，要做一個大型的有影響力的項目。

2006年BC就和中央編譯局以及英國的合作伙伴楊氏基金會（Young Foundation）合作舉辦了一個專門討論社會創新的國際論壇，國內外嘉賓各占一半，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親自參加。

社會企業的概念在會議上一經提出，就很受大家歡迎，也引發了熱烈討論。2007年便開始專門設計社企項目，當年我還帶團去英國看社會企業的發展，回來后就做了一系列課程設計，開始做相關培訓。

馬廣志：但在“社會企業家技能”項目的規模越做越大時，你卻從BC辭職了。

彭艷妮：BC對我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可以接觸到很多國外資源。我從社會與發展項目官員、社會政策顧問一直做到社會和發展部社會發展助理主任。

但BC畢竟是一個英國機構，它總要問你，這個項目給英國能帶來什么好處？而且有一個天花板，三四年時間就會換一個領導，我就想找一個更好的平臺。從BC出來后，我沒有了這方面的束縛，也不會因為外國機構的身份，做事情總是隔一層。

馬廣志：于是你就去了佳通集團并擔任UID公益基金主任。

彭艷妮：為什么去UID？因為這個機構的使命是要促進政府、企業和民間三大部門的互相理解和跨界交流合作，以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這也確實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就去了。

我在UID工作了一年，其實就是做一個項目，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創新型領導力行動學習項目（IDEAS China Program）”引入到中國落地實施，合作伙伴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院長薛瀾和王名老師都是那一期的學員。

這個項目每期是30人，政府、企業和NGO分別占1/3，但到最后，真正的來自草根組織人卻基本看不到。這不是我想要的結果，我還是想為民間NGO及公民社會的發展做點事情。但老板還是愿意跟政府合作，我就決定離開了。

馬廣志：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心情肯定很郁悶。

彭艷妮：是的。那段時間挺苦悶的，期間我找過永光一次，他當時是南都公益基金會（下稱“南都”）的理事長。因為南都是BC的合作伙伴，所以我們2009年就認識了。我是非常欽佩永光的，他對我說，你還是應該干你自己想干的事，不喜歡干就下決心離開。

于是我就辭職了，老板特別不希望我離開，她媽媽都出來挽留我。但我還是聽從內心的召喚，就從UID離開了，時間是2012年10月。

馬廣志：三次辭職，都是你主動的選擇。有沒有動搖和后悔過？

彭艷妮：前后兩次我都是裸辭，我不甘心生命耗費在自己不喜歡的事情上?，F在再回頭看當時的辭職，我還是很慶幸自己當時的選擇。

“秘書長的綜合素質一定要高”

馬廣志：你是什么時間進入南都公益基金會的？

彭艷妮：離開UID后，我去南都做了一個月的志愿者，當時基金會要在廣州辦非公募基金會論壇的一個分論壇，缺人手，我就去幫忙了。

馬廣志：當時的秘書長應該是劉洲鴻，他們可能都希望你能留下來。

彭艷妮：對。當時洲鴻是秘書長，林紅是高級項目總監（現銀杏基金會的秘書長），后來永光和程玉（時任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都跟我聊過，2013年4月我就正式加入南都了，任副秘書長。

這之前，BC那邊又讓我做了幾個月顧問，繼續推動社會企業在中國及亞洲的發展。后來做了一個報告提交給英國總部并得到認可，確定在BC全球的社會發展領域，把社會企業作為一個戰略重點。

馬廣志：到基金會工作后，感覺與在民政部及BC等單位有什么不同？

彭艷妮：最大的感受是文化的沖撞。BC是成立于1937年的英國慈善組織，規模龐大，體系完整，做什么都有一套規范可尋。但當時的南都，連崗位職責說明都沒有，也沒有完備的入職培訓，只有一些簡單的行政方面的培訓。畢竟南都剛剛成立才幾年，可以理解。

另外，就是覺得會議特別多，每次都要開好久，覺得效率低。這樣適應了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時間。

馬廣志：你最終還是決定留了下來，是什么打動了你？

彭艷妮：最吸引我的是南都的價值觀，它的“以支持民間公益為使命，助推第三部門發展”的理念與我個人的理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我也感受到創始人和理事會都是在發自內心的做這件事。其實，我的工資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半。

馬廣志：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成立十年來，南都基金會這一使命從未更改，一直保持著完全投入公益基層的姿態，已經成為業內資助型基金會的標桿。

彭艷妮：南都的這個定位是與兩位核心創始人周慶治和徐永光的經歷也是分不開的。永光以前在體制內，后來到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周慶治是恢復高考后的首批大學生，先在政府工作，后來下海，非常有社會情懷。兩位都希望嘗試引領中國新潮流，助力中國第三部門真正地發育起來。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平臺，能夠讓我實現我的理想。永光強大的人格魅力也是讓我留下來的另一個原因。

馬廣志：徐永光在公益界有 “公益教父”之譽，在他手下工作，是不是壓力很大？

彭艷妮：要說壓力，就是我作為秘書長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我跟永光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他是一個非常有戰略眼光和創新精神的人。比如互聯網公益，永光在90年代就看到了這個方向。他擔任組委會主任，連續舉辦了三屆“中國互聯網絡大賽”，在1999年的第二屆大賽上還給馬云頒獎。

但永光是需要有執行能力很強的人跟他配合的，他的好多想法需要有人幫他落地。而且，永光沒有什么架子，跟他打交道很舒服。

馬廣志：近些年來，南都對公益生態的影響有目共睹。你也獲得了包括政府、行業及社會的認可，你認為自己成功的因素是什么？

彭艷妮：我也不覺得自己是成功的，關鍵是要遵從內心投身所愛的事業吧。人生是很難規劃的，大學畢業時我絕不會想到今天做與公益相關的工作。還是在民政部工作期間，去北京市兒童福利院的一次參觀。當時對我的觸動很大，孩子們那種渴望愛的眼神讓我想為他們做點什么。再到后來，我做BC的NGO項目的培訓，那些創始人對社會責任感的執著和堅持特別打動了我。我就覺得我可能不會去創辦一個公益機構，但可以做一個支持他們的人。恰好南都就是這樣一個平臺。

馬廣志：對基金會而言，秘書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你認為一個秘書長怎樣才能帶領一個基金會走的更好？

彭艷妮：基金會對秘書長的要求挺高的，尤其是要具備綜合素質。這也是公益這個行業的特點所決定的，業務范圍往往涉及社會各領域，這需要秘書長對每個領域的社會問題要有自己的認知。

二是要有很強的溝通能力?；饡睦嫦嚓P方很多，接觸面很廣，需要能跟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進而達成合作，既是活動家，也是談判專家。

第三，就是要會帶團隊。如果這個頭不懂怎么帶領團隊，那么團隊就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秘書長還要掌握一些財務知識。比如，大的基金會的本金多，需要做保值增值，如果不懂的話，很難跟專業的人士對話。

除了上面這些，秘書長還需要有很強的學習力?；ヂ摼W時代的知識更新速度超乎想象，而且各種新鮮事物層出不窮，若想走得久遠跟上節奏，必須不斷學習。

馬廣志：近年來，基金會秘書長的崗位上出現了一些新的面孔，如果給他們一些忠告的話，你想說的是什么？

彭艷妮：就是心要正。要成就大事業，要走得遠，需要“正”。

馬廣志：公益是一個更講究付出與奉獻的行業。你的工作對家庭有什么影響嗎？

彭艷妮：肯定是有的。因為工作忙，家務活兒基本上都是我愛人做，當然，他對我的工作也特別支持，是我的堅強后盾。沒有他，我的人生就可能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公益逐漸在走向一個多維的立體生態”

馬廣志：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數億愛心，也開啟了中國公益元年。你怎么看這件事對中國公益事業的影響？

彭艷妮：當時我還在BC工作，一個明顯的感覺是，2008年之前的合作伙伴多是政府及其研究機構和一些大學，幾乎沒跟NGO合作過。但在2008年后，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和上海增愛公益基金會等逐漸成為我們的合作伙伴，當時的感覺就是國內基金會發展特別迅速，它們有資金也想做事，很令人振奮。

馬廣志：有人說，經過2008年，中國公益事業至少推進了10年。

彭艷妮：這話也不是夸張。2008年前的公益機構更多的是受國際社會NGO的影響，做的多是一些權利類的事情，比如宋慶華的社區參與行動服務中心( SSCA )等機構。

2008年之后，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開始做服務類的公益項目， 服務對象遍及老年人、殘疾人、貧困群體、困境兒童及青少年等各類人群。而這類組織是政府大力鼓勵和支持的，因為要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現代化中的特殊作用。 

馬廣志：你感覺中國公益這十年最根本的變化是什么？

彭艷妮：就是公益逐漸在走向一個多維的立體生態。社會組織的數量和種類都達到了一定規模。第三方服務組織的增多也是一個很明顯的指標，因為有市場這些機構才能生存。就像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陶傳進說的，這個公益生態一旦形成，就等于是企業有了市場，市場讓企業成為企業。同理，眾多的基金會需要有一個社會化運作體系來均衡基金會的發展。在這個體系中的捐贈人，志愿者，公眾，服務對象，競爭者等，都將促使基金會提升專業能力和公信力。

馬廣志：這種體系的構建需要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我發現你不止一次提到過，要加強公益行業基礎設施建設，為什么？

彭艷妮：公益行業基礎設施是支撐行業有效運作的基礎性環境，這種環境有助于公益行業中所有公益組織開展工作并最終達成其使命。沒有基礎設施，或基礎設施不完善，一個行業就很難有效地開展工作并達成使命。 

一份來自美國的報告分析了國際非營利行業的基礎設施機構，認為它們有問責和自律、政策倡導和政府關系、財務中介、為資源方提供咨詢顧問、網絡及協會、人力資源發展和配置、教育、能力建設和技術支持、研究和知識管理以及交流、傳播和信息擴散等十大基本功能。對比之后你會發現，我國的非營利行業基礎設施在很多方面特別弱。

其實，南都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這是由其定位決定的。南都的使命是支持民間公益，價值觀里有一條是行業發展為先。包括開展銀杏伙伴計劃、景行計劃項目，支持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聯盟（論壇）、基金會中心網、籌款人聯盟、資助者圓桌論壇等平臺建設，都是在做行業的基礎設施建設。后來覺得這個詞可能不好懂，就改為用“行業建設”了。

馬廣志：這種基礎設施建設得越多，力度越大，就能越能促進這個行業的生態系統形成。

彭艷妮：對。通過支持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有效地促進更多新組織的成長，對行業有巨大的價值，但往往被低估。為什么？因為它們往往在幕后，不在行動第一線，別人看不到，直到失去時才意識到有多么重要。

這種建設的過程是緩慢的，其成效不是馬上能夠被看見的，這需要資助方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堅定地做下去。

馬廣志：與一些很浮躁的基金會相比，南都基金會的做法確實稱得上是業界標桿。不為錦上添花，只為行業發展。

彭艷妮：用永光的話說，南都最大的價值就在于一個治理能力強大的理事會：高度一致的價值觀和使命感、著眼行業發展的格局和戰略眼光、特別注重資金投入的杠桿作用和效率。支持行業發展是最大的訴求，所以能沉下心來將大量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

但是，隨著公益生態環境的變化，競爭的日趨激烈，以及利益相關方的需求等因素越來越復雜，理事會可能也會有壓力，會考慮到南都的影響力。

“要有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思維”

馬廣志：“公益市場化”是近年來公益領域爭論最多的焦點之一，南都的第三次戰略調整也開始支持規?；娈a品，你怎么理解“公益市場化”？

彭艷妮：“公益市場化”是永光近年來極力倡導的。但很多人對這個觀點有誤解，只是捕捉其只言片語便展開質疑，甚至攻擊。我理解的公益市場化，一是相對行政化而言的，是說中國公益應該從政府壟斷里解放出來。二是指公益要以需求為導向來配置資源，而這種配置必然要引導競爭機制，無競爭不發展，永光認為這個行業起碼要淘汰掉1/3才有希望。

永光有時候寫文章，會用一個很抓人眼球的標題，有點“標題黨”的感覺。他說只有這樣才能刺激這個行業，引發大家的關注和討論。比如他的“公益創新只做‘小而美’,不求規?；?就會成為自我陶醉的花拳繡腿?！毖哉撘怀?，就在公益圈引起了軒然大波。

馬廣志：公益市場化的另一個理解維度，我認為應該做公益需要商業的思維，比如要講效率，要講成果，要講投入產出比。

彭艷妮：是的。所以永光說“公益行業不好干，好混”也是這個道理。

馬廣志：《慈善法》的出臺是中國公益這十年的一件大事，也標志著中國步入了依法治善時代。你怎么看《慈善法》對公益事業發展的影響？

彭艷妮：《慈善法》的施行既是將慈善這一行為提升到法治這一層面上，也是將“法”的精神融會貫通到生活的舉手之勞中，切實推動了慈善事業健康發展，這從2017年末發布的“中國慈善進步指數（2017）可以看出來。

當然，任何一部法律的出臺都是博弈的結果。《慈善法》仍有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比如互聯網募捐平臺的認定，應該是市場選擇的結果，用戶自然會選擇那些公信力高、用戶體驗好、募捐信息真實的平臺進行捐贈，而不是靠政府來指定。

馬廣志：而且《慈善法》還規定，具有公募資格的基金會的年度管理費用比例仍被確定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這讓諸多從業者心生悲涼。作為制約公益事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公益人才短缺問題也是南都一直關注和支持的方向。

彭艷妮：南都的銀杏伙伴成長計劃針對的就是公益界面臨的人才瓶頸問題，景行機構伙伴計劃資助的是公益機構，但在實際資助中也有很多資助款是解決人員工資、團隊建設等人的問題。

中國公益組織的薪酬標準是比較低的，這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除了社會認知度低、薪酬缺乏競爭力外，專業成長及能力成長的支持體系不完善、職業前景和發展路徑缺乏是很多人員不敢進入、無法將其作為長期職業的要因。2017年發布的《基金會工作人員素質能力庫1.0》顯示，全職人員數量少，招聘、保留、培養難，是行業長期面臨的共同難題。其直接后果就是很難吸引到優秀人才，影響公益事業未來的發展。

需要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很多大學畢業生并不知道公益還是個可以就業的行業，說明這個行業的影響力還很小。而且一些職業化的培訓和支持體系也很不完善，非常弱。比如當年我在南都有一年的適應期，平時我也看到很多跨界來公益的人才都流失掉了，他們對這個行業表示失望。當然，現在情況好多了，隨著社會的發展，很多年輕人把公益作為了自己人生的發展方向。

馬廣志：回顧中國公益這十年的發展，郭美美事件是繞不過去的一個點。你如何評價該事件對公益行業的影響？

彭艷妮：郭美美事件讓整個公益行業陷入信譽危機，不僅是國字頭的公益基金會，民間NGO也受到牽連。公益不同于其他行業，一榮不一定俱榮，但一損肯定俱損。這需要公益機構對透明有一個更高的要求，公信力是公益機構的生命線。

馬廣志：但從某個角度來講，郭美美事件也讓國人對于有官方背景的慈善體制進行反思，而且公益機構也開始關注自身的透明問題。

彭艷妮：是的?，F在，行業外的人們了解某家基金會，往往會看一下基金會的透明指數排名及評分狀況，這個指數和評價體系有利于構建整個行業的公信力。

馬廣志：近年來，互聯網科技對于公益事業的推動能量越來越大。對基金會而言，如何更好地抓住機會，利用互聯網科技來發展呢？

彭艷妮：現在募捐和傳播都越來越離不開互聯網了。對基金會來說，一是要重視，要睜大雙眼緊跟形勢，看有無一些新的玩法出來。第二，是要有互聯網思維，其核心就是去中心化。公益機構的使命是解決社會問題，這需要走到一線去挖掘需求，然后做決策，而不是由最上面那個人發號施令，大家去執行。

比如在南都，我就特別強調要尊重項目官員的意見和建議，即使有疑問，也只能提出問題跟他們交流，而不能武斷地說“不行”，因為他們在一線更了解情況。

馬廣志：其實這也正是你剛才提到的“公益市場化”中的應有之義。募捐也要不是市場化？現在很多機構在籌款時，存在“唯籌款論”現象。

彭艷妮：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技術和新媒體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公益活動和慈善籌款，很多公益機構也得其利是。

但“唯籌款論”現象是值得警惕的。有些機構的籌款就是為了拿些管理費，全不在意項目的有效性，這哪行呢。關鍵還是要看項目設計的好壞，能否真正地解決某一方面的社會問題，項目執行不好最終會不但影響籌款效果，還有可能導致整個機構的毀掉。因為捐款人是會用腳投票的。《慈善法》放開了公募權，成立兩年以上運作規范的慈善組織都可以申請公募資格。這是對公募基金會的一大挑戰。競爭必然促進更規范和有效地運作。 

馬廣志：在南都公益基金會這些年，到現在為止，你覺得有沒有一些遺憾在哪些方面做的不夠好？

彭艷妮：肯定很多。最大的教訓還是團隊能力的提升不夠。這也是我接下來工作的重點，沒有一個好的團隊，不但做不了更多的事兒，也做不好事兒。

馬廣志：但你的學習力還是比較強的，南都先后進行過三次大的戰略調整，你在其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彭艷妮：處于這樣一個轉型期的歷史背景下，基金會需要不斷地調整適應這種經濟和社會的變化。戰略不能是一成不變的，理事會也要求秘書處根據實際工作情況及時作出調整。但不管戰略怎么調整和變化，我們的價值觀是不變的：公共利益為上、行業發展為先、民間立場為本、杠桿作用為佳。

馬廣志：你認為南都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

彭艷妮：是一個有社會使命感和決策力的理事會，以及我們的價值觀和文化。南都之所以是南都，就是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和文化。堅守我們的價值觀是落實和執行戰略的保障。永光說過一句話，有了這種文化，即便人全散了我們都不怕，可以靠這種文化重建。

馬廣志：公益行業需要“跨界”才能有更好的發展，也一直是你近年來呼吁的。公益機構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彭艷妮：非營利組織掌握的資源少，跨界能夠建立一個友好的界面，不但能匯聚更多資源，還能產生創新。南都新的戰略目標就是“建設公益生態系統，促進跨界合作創新” 我經常說，正如一個人不能自己把自己舉起來，要靠別人。公益也一樣，需要互動與創新。

馬廣志：社會企業其實就是一種創新。未來，你還會在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上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嗎？

彭艷妮：一定會的。我現在還是社會企業與社會投資論壇的理事。我現在做的工作更多是一個幕后的角色，在后面把整個架構搭建好，做好支持。

推動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好像為我的人生打開了更大一扇門，開始就覺得自己可能做不到像那些社會企業家一樣在一線工作，但特別想去支持他們，所以就想做些讓這些人受益的事兒，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

馬廣志：從最早你引入社會企業概念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對社會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還滿意嗎？

彭艷妮：滿意的是社會企業在公益行業的傳播及效果都很不錯，也帶動了一批機構來推動社會企業的落地和發展。但在其他領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人們的認知還很不夠，所以主戰場要轉移，向主流企業和投資界介紹社企和影響力投資，向年輕人和大學生們介紹社會企業的理念。年輕人不受學科背景的限制，多是因為了解某個社會企業的案例或社會創業家的故事，產生了一些觸動，進而研究、認可。

“公益也需要供給側改革”

馬廣志：你覺得中國公益這十年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么？而這個問題是需要中國公益在下一個十年需要著力加強的。

彭艷妮：軟性的基礎設施還很不夠，特別是其中的一些規則、標準和系統等這些東西特別缺乏。當然，這些東西都會隨著行業的發展逐漸地完善起來。

再有就是，雖然近年來在育、環保、養老、殘障、社區發展、文化等多個領域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公益項目。但和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的廣度和深度比起來，公益項目的供給還是嚴重不足的，比如全國只有2%的心智障礙人士可以得到康復服務。這也是需要下一步需要推進的。政府即使想花錢，也找不到好的公益項目進行支持。“小而美”的項目可能沒有雄心去服務更多的人；而有想法解決更多的社會問題的人卻缺乏相應的資助支持。

馬廣志：這也是南都進行戰略調整，把資金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國好公益平臺的重要原因。

彭艷妮：是的，尤其是在黨的十九大指出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下，只有積極推動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大規模應用，才能通過開源、復制等途徑在更大范圍解決社會問題。南都在今后幾年工作的重點就是推動優質公益項目的規?；?，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公益行業是個特別大的利好，公益事業不就是要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嗎，公益機構大可以腰桿更硬一些。

馬廣志：公益也需要供給側改革。這種供給從哪里來？

彭艷妮：是的。公益的供給側改革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去“過?！睅齑?，優化結構，使有限的公益資源向優質的公益組織和項目集中；第二個層面是使好的公益項目規?；l展，帶動更多縣一級公益組織的發展，滿足更大的社會需求。既要做好存量，也要做好增量，增量包括打通資源流通的界面，讓更多的機構參與公益。從資源的角度來說，還需要政府增加采購力度，激發公眾捐贈，撬動企業的資源。單靠基金會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馬廣志：未來中國公益的發展，政府需要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彭艷妮：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個更加友好開放的，有利于行業發展的法律和政策環境，這是政府是最主要的責任。另外，政府需要更多的跟民間公益機構合作，也就是前邊說要加大購買力度。

馬廣志：最后一個問題，你的下一個十年規劃是什么？

彭艷妮：公益已經成為我的一個理想，我會一直做下去。我之前換過三份工作，我希望南都是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持續地為中國公益做更多的事情。